我在新加坡当驻外记者的时候,发现当地看病竟然是不用挂号的。

虽然不用挂号,但是需要预约,打电话过去,说明什么症状,然后实名预约,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。总的来说,不必担心约不上,但一般的病症,想要预约公立医院的医生,的确需要等待较长时间。至于急症,则可以去看急诊。

为什么不需要挂号也能基本保证秩序井然,没有号贩子来捣乱?

关键的机制在于医生无一例外会收取高低不同的诊费。也就是说,医生凭借自己多年训练成就的专业服务,获取相应的报酬,而且是相当高的收入。即便是在公立医院,诊费也是最主要的支出。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约3000新元(1新元约合4.62元人民币),一般感冒发烧到普通私立诊所的诊费是30～50新元,公立医院看急诊或专科的费用相对更高,除去政府补贴之后,个人支付一般也超过100新元。

诊费有高低不同。一般社区的家庭诊所可以看头疼脑热的常见病,收取的诊费最低,稍高一些的是社区医院,再高一点的是公立综合性医院,最贵的是顶级的私营诊所,医疗水平和服务均很高。但即便是在一般的家庭诊所,患者预约好了再来,也不会乱糟糟。

新加坡的诊费中也包括列表内的基本用药,列表之外的药物才可以收取更多的费用；医院里的药店独立运营,药品并不比社会上的药品贵,而且患者也有凭处方在任何地方买药的自由。加上医生有合理的收入,打击医疗腐败的力度也够大,医生基本不必靠多开药来维持收入。

反观国内,号贩子之所以有存在的土壤,归根结底在于诊疗服务与收费脱节,存在巨大牟利空间。挂号费几十年不变,早已失去原有的意义,变得不伦不类。如果说是医生的诊费,显然太低；如果说不是诊费,却又是花钱买来的就医凭证。

让医生收取合理的诊费,辅之以严格的实名制挂号、信用黑名单制度等,才能让号贩子没有牟利的空间。

至于诊费的水平,怎样制定才算合理?不妨参考新加坡的计算方法,即根据医院所在地的人均收入数据作为参数,来计算应该收取的医药费。这就意味着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诊费应该高一些,一般二线城市则相应减少。

医生收取合理的诊费,还有其他许多好处,比如有利于调动医生的工作积极性；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层级合理分布,减少医疗资源的滥用,不必小病也跑到三甲医院去；有利于保证诊疗时间,让每名患者得到合理的治疗；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,减少矛盾。(陈济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