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在四川省农业厅、省水利厅、省政府救灾办等部门任职的范敬超，退休后回乡带领村民种柑橘。有人质疑他的项目资金的来源，有人认为他在任时肯定是贪官。埋头苦干8年，当地柑橘园种植面积达10100亩，投产果园每亩平均收益1万元左右。最让范敬超得意的是，“村民终于信我了！”（3月22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一个退休厅官的创业经，在重塑新乡贤文化、提倡官员告老还乡的语境之下，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。然而，真正点亮这则新闻的，不是退休厅官回乡创业做致富带头人的事迹，而是他被人怀疑“在任时肯定是贪官”。创业是需要大笔资金的，公务员工资并不高，人家怀疑你的钱从哪儿来，不能说是胡搅蛮缠；但是，这样的质疑确实会让人寒心，让很多退休官员因此不愿告老还乡。

相比城市的陌生人社会，乡村无疑是个熟人社会，人口本来不多，谁家的老本都很容易成为他人的谈资。所谓“新乡贤”，混迹城里那么多年，回到乡村，也许难以适应周围全是熟人的生活。人无完人，难免留下点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“把柄”，陌生人社会自是无人问津，熟人社会却可能被整天挂在嘴上。退休官员回到故乡，行事举止稍有不慎，就很容易被解读为露富、露权，哪怕一心想为乡亲做点事，也可能吃力不讨好。

从农村走出来的退休官员或者社会贤达，之所以老来不愿归乡，除了城乡差距巨大不适应乡村生活之外，担心吃力不讨好恐怕也是重要原因——被人动不动就质疑“在任时肯定是贪官”的感觉，可是不好受。过去，媒体在报道退休官员告老还乡时，总喜欢从道德的视角做文章，强调个人道德无比高尚，借此改变家乡贫困面貌；不能说这种煽情的报道全是水分，但仅仅指望道德的褒扬能够重塑所谓“新乡贤文化”，很难有实际的效果。

像这位退休回乡创业的厅官，既能给家乡带来实际好处，也让自己收获创业果实，这才是真正可行的双赢路径。因为，市场经济要远比道德说教，更具有可复制性。但是，这就难免会引来“习惯性质疑”——如果你原先是个官员，现在突然拿出大笔钱回乡投资，人家就要怀疑你“在任时肯定是贪官”。退休官员固然可以心怀坦荡，但架不住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更何况，类似怀疑并非空穴来风，贪官落马新闻已然常态化，退休后落马也不再鲜见。

某种意义上，这种怀疑是信息不透明和机制不健全的必然代价。人们难以通过正规渠道知晓官员财产信息，也没有健全的离任审计与退休审计制度——因为不清楚，所以就怀疑，公众既无法查询核实，官员亦难以自证清白。如果官员财产一直都是公开的，有脉络可循有数据可查，相关审计制度也颇为健全，官员退休后自然不会被疑“肯定是贪官”。

对相对落后的乡村而言，退休官员等“新乡贤”资源是稀缺的，鼓励更多退休官员告老还乡，其实也是鼓励乡村人才的回流。用以支撑的，不能只是道德的说教，而应该是市场的力量辅之乡情的挂念，而在此之前，需要用制度的完善，卸下他们“肯定是贪官”的顾忌。（止凡）